高丙芳案终审落槌：律师4年刑期背后的法律阵痛

刑事判决严格遵循《刑法》307条之一及两高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核心要件为：凡虚构 “足以影响裁判结果的关键事实” 即构成“捏造”。

整案虚假 vs 部分篡改：

有观点认为，虚假诉讼罪必须满足“整案虚假”和“无中生有” 两大核心特征。若存在真实债权基础，仅诉讼策略或理由不当（如“借名起诉”），不应构罪。而本案公诉机关认为，包工头米培印支付农民工工资属法定义务而非“垫付”，故虚构“欠薪”事实已属捏造关键事实。

法律关系的实质判断：

有学者指出，包工头垫付工资后取得代位追偿权，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灭。以农民工名义起诉虽程序不当，但实体权利真实存在。而岱岳区法院判决书认定，“垫付”不成立，包工头支付工资属法定义务，因米培印与陈士昌的合同关系使其支付行为属于履行义务，不产生新债权。将“履约行为”扭曲为“垫付债务”已实质篡改法律关系基础。

全案定罪关键系于高丙芳是否“明知工资已结清仍参与虚假诉讼”。

一审判决引用的关键通话录音发生于2020年7月21日，而涉案诉讼早在2019年5月提起。律师孟某质疑：“起诉时点的主观状态怎能用一年后的录音证明？”

高丙芳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，包工头张义志在诉讼后仍称“工人想要钱”。若其知晓律师参与共谋，此举显然违背常理。

但二审全面审查通话录音、转账记录等 28项客观证据对起诉后持续伪造欠薪证据的行为，认定其 “主观明知具有连续性”。

虽没有收到上游结算的工程款，但米培印支付了农民工的工资（当然本案生效判决不认为是垫付），折射出立法理想与司法现实的差距：

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要求总包单位对工资支付承担直接责任。但本案中，粥店建筑公司违法分包却免于民事追责，垫付工资的包工头反成罪犯，是否会变相激励总包企业逃避监管义务？包工头米培印曾以自身名义起诉粥店公司追讨工程款，但法院以“无合同关系”驳回。假设既否定代位追偿权，变通手段又踩红线，农民工是否会沦为制度冲突的牺牲品？

律师在证据收集、程序合规上易踏红线。毁灭、伪造证据罪，妨害作证罪等是律师执业风险“高发区”。比如山东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因担任法律顾问被判构成合同诈骗罪。也有律师因一审未提起诉讼时效抗辩，被当事人索赔，仲裁委支持351万的巨额赔偿等。

同时，《律师法》第40条要求律师“维护法律正确实施”，代理策略创新不得突破事实底线，否则将动摇司法公信根基。

2024年，中国刑事案件的无罪率是万分之三，概率跟中彩票差不多。本案高律师及其辩护团队，坚持做无罪辩护，不认罪认罚，也意味了结果失败的概率。

本案的最终结果，高律师最后被认定为主犯，且没有认定任何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情节，获刑四年。而本案的包工头（作为虚假诉讼的最大获益人），既有自首，又有认罪认罚，虽然也被认定为主犯，但最终判三缓三。

案件中败诉方利用的翻盘方法可能是再审、检察监督，也可能是刑事手段。例如与本案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，如果粥店建筑公司胜诉了，那本案就不会被引发。

高律师的这场牢狱之灾，甚至起于米培印的上游赵衍伍在拿到工程款后，没有向米培印支付；赵衍伍的欠款案件，有没有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无从得知。但是相当数量的纠纷，是执行不到位引发的，强制执行无法回款将成为新的矛盾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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